马占鳌，生于1830年7月8日，字魁峰，经名阿不都里阿则孜，出生于漠泥沟何家庄。同治三年（1864年10月），马占鳌带领回民军攻入了已经被围十月的河州城，破城之后，以汉民“随教”后不准乱杀为约束保护汉族生命安全。对于河州城的政府官员，马占鳌并没有当众屠杀，而且秘密地把他们平安送到了兰州。

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事，清廷的重点在剿灭太平军及捻军，对西北的回民起事军虽剿灭，但限于实力，采取了“抚局”的形式，虽然这一时期双方互有争斗，总体上回军处于主动地位。随着清廷在南方军事行动的结束，将矛头指向西北，双方地位也随之发生转换。

同治五年九月，清政府调湘军代表人物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六年2月，又任左氏为钦差大臣，全权督办陕甘事务。左宗棠在奏章中提到“抚局”是“名为官抚回，实则回制官”，认为河州回“十年来未受惩创，更无畏忌，此非创巨痛深，难望其贴服也。”

为达这个目的，即使是马占鳌在太子寺战役前多次求抚，左宗棠也不为所动，取得金积堡胜利后，决定进剿河州。

马占鳌

一

在反清之初，马占鳌充分展现了其军事才能，对于清军多次围剿河州，马占鳌都从容对待，最后都保卫了来之不易的成果。

同治十年（1871年），清军攻破金积堡后向河州进发，八月渡过洮河，进击三甲集、太子寺、大东乡。马占鳌、马悟真、马海晏、马永瑞、闵殿臣等组织力量在太子寺和清军决战，双方在此地展开了拉锯战。

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四日，马占鳌、马海晏经过观察军情后筹划在新路坡大豁岘建立营寨。趁清军过年宴饮之机，由马海晏、马福旺选带精壮射手，夜晚潜进清兵新路坡东边，在清军“振威”、“前右”两个营地之间构成三垒，马占鳌又自己带兵攻占了八羊沟的烂泥沟村及其相邻的四庄，与另外三垒成掎角之势。

由于趁夜完成的，直到天明，清军才发现自己营地间出现回军三垒，遂大举进攻，连攻两日，在第二天攻打中，提督傅先宗被打死，随着主将的阵亡，清军阵营顿时一片混乱，此外之前就已经补给难济，所以军队失去了信心，杨世俊因此把自己的部队从驻防地撤回了，徐文秀亦乘机调所属军队撤出驻防地，独独留下自身，想着统帅失去主将的傅部，但是事与愿违，傅部并不受其调遣，甚至军队中已出现弃甲逃跑的将兵。

金积堡战役

一月十一日，大风扬沙，马占鳌乘势主动出击，杀死清兵右路指挥、记名提督徐文秀及部下多名将领，清军大营出现官兵四周逃亡的情形，部分被追杀。

整个太子寺战役，清军损失了提督二名、总兵六名、副将四名、参将三名、游击三名、都司五名、守备一名、主簿一名、把总一名，共二十六名将领和数千名士兵。

清军这次失利是进入西北后最惨重的一次，而马占鳌等人获取了河州反清战役中的关键的一战。回民军太子寺大胜后，士气高涨，几乎每个将领士兵都想着可以乘此时机展开反攻了。但是马占鳌得到清军并没有因此后退，而是韬光养晦，准备再次征战的信息。

他经过深思熟虑，冷静分析后，传令各回民军头领商讨军情，提出乘胜降清的提议，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并表示自己愿承担所有的责任，以保全民族，选择了跟马化龙一样的道路。马占鳌向诸头领分析到失败是必然的结果，已经有前车之鉴了，并表示趁此机会投降，可以保存更多的实力，自己愿意承担一切罪恶。

二

经过马占鳌的再三开导，大多数人接受其观点。于是，马占鳌严禁回军与清军进行交战，并决定亲身到清军大营求降，因部下阻挠，最后派各主要首领的儿子到安定大营求降，并于同年七月到兰州晋见左宗棠，甘心受抚。

马占鳌、马悟真、马永瑞、马万有、马海晏等率领的回民武装，被整编为三旗马队，受沈玉遂控制。马占鳌等头领都被封为管带，他们的身份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反清起事将领转变为清廷的官员。

马占鳌胜后求抚，是对当时的社会情形清醒认识的结果，其行为使广大民众避免了清军的屠戮。马占鳌降清后，为了表达对清廷的忠诚，做出了一些让后人诟病的事情，帮助清廷诱杀了很多回民军将领。

闵殿臣与马占鳌同是河州起事的首领，因在降清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闵殿臣父子降清后又反清，并且连败清军，左宗棠派大军围剿，马占鳌、马永瑞听到消息后带回勇从积石关赴南乡追捕闵殿臣。

左宗棠

左宗棠也是通过闵殿臣事件试探马占鳌是否真的降清，马占鳌也是不负所望，在积石山发现闵殿臣等数人并四面包围，闵殿臣最终被抓获，后被处死。

闵殿臣的被杀使河州恢复了安定，马占鳌也因此得到清廷进一步的信任，马占鳌随之平定了东乡的反叛，河州之内的反清之乱，由于马占鳌的出力，逐渐肃清。

河州平定之后，清军的目标开始指向西宁地区，马桂源、马本源节节败退，最后逃入了循化地区，据马通先生的记载，“同治十三年三月马占鳌通过花寺的投降派马永福将西宁的马桂源、马本源诱骗到兰州后被杀害”。

可以说，马占鳌在西宁的平定中也是出力甚多，左宗棠对他的信任也是与日俱增。

三

关于马占鳌降清，诸多人认为是他出卖了回民军反清的成果，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跳板，尤其是对昔日战友的围剿，更使他成为了诸起事首领中最遭人唾弃的一个。虽然马占鳌所采取的手段在后人看来不是适合的，但在其时代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马占鳌降清并被重用，客观上推进了各起事军的投降的进程。左宗棠在攻破金积堡后，杀害了投降的马化龙及其全家三百余口，回民军骨干两千余人，这就使许多当时想要投降的回民军首领踟蹰不决。

此时，随着马占鳌等人降清即没被杀害又得到官职，大大地加速了回民头领的投降，使原本持观望的人狠下军心，谋求出路。

西宁门宦家族马永福亦“率西宁、米拉沟、西马营各处回目倾城求抚”，甘宁青局势由此大变。自此，对西宁、肃州战况与金积堡相比的话就会发现强烈的差别，可以说是清军事半功倍，很快平定了河湟事乱，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形，与马占鳌投降清军有密切关系，而这种现象的呈现也是清廷所盼望的以回攻回的效果。

其次，马占鳌的投降首先使得清军得以快速平定河湟回民起事，一路势如破竹的直奔肃州，为取得收复新疆赢得了时间。当时新疆刚好处于内忧外患之下，而后方的平定则使清军无后顾之忧，兵饷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

最后，马占鳌降清后，通过了左宗棠的试探，认为其才堪能大用。左宗棠进入甘宁青地区后发现甘肃官场的腐败堕落，发现从内部已经绝少不染其官场习气的良吏，又因其环境因素，留不住外籍的官员，不得不从本土人士中选拔可用之才，对于回族的统治更该是如此。

他慧眼识珠，发现马占鳌父子才堪大用，是管理回族社会不可多得的人才。经过前期的考察之后，对马占鳌信任有加，不断地委派其各类任务。同时，不忘对其请赏，花大力气栽培，马占鳌等人也是不负所望，对于自己角色的认识亦是相当清楚，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形成了颇成气候的军事力量，游离与清政府与回族社会之间，来攫取权力，一步步扩大力量。

同时，这一特殊军队的出现，使得清政府管理回族所面临的阻力减小了很多，可以说清廷的政策在回族内部培养了一批地方军事力量，有助于清廷管理回族社会，基于此形成了清末明初存在长达四十多年的马安良家族，其家族在甘宁青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廷之所以重用马占鳌等人，是马占鳌等回族降将熟悉回民社会情况，在收集情报、维持安插地秩序等方面有突出作用，同时，这些将领一般都是回族中上层人物，在当地社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清廷也认识到这一特点，让其处理地方的民族事务，并令地方官员多依靠马占鳌。

陕甘起事之后，接连发生的几起反清起事的余波，其中反清将领往往是已经投降或者是已成为清军将领的家族成员，而这些人又大都是拥有广泛号召力的回族上层。马占鳌等去平息事变必然事半功倍，不战而胜。这就使清廷不得不重视马占鳌等人。

清廷统治与回族生存之间的博弈为回族家族军事集团发展留下了一条上升的夹缝，马占鳌等人正是凭借着这一有利时机，逐渐脱离了拥护其抗清的广大回族，并以不断地平定地方上越来越混乱的局面，向清廷展示自己有维持地方安宁的能力，可以替政府办一些棘手的事务，获取清廷赐予其正式的兵权，这就是甘宁青回族诸马家族生成的渊源。

造成这一原因的有两个客观因素，一是清政府由于忙于应付东南地区的摇摇欲坠的统治，而对西北则有心无力；二是西北传统社会中的固有的制度正在消亡。

诸马家族正是在此情形下不断地补充着清政府以及社会方面的原因而引起的政府统治力下降的局面，在不同的时期逐渐代替政府地位的结果，发展为割据地方的回族军事集团，马占鳌则是这一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