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1890年-1954年），字伯南，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粤系军阀代表。他曾独揽广东军政大权，进行封建割据，保持广东半独立局面达8年之久，时称“南天王”。在其主粤期间（1929年-1936年），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经济上进行有计划的建设，兴办现代实业。后因发动“两广事变”反蒋失败，1936年被逼下野，1954年在台湾去世。
求学从军发迹
昔日同窗“捧靴”
陈济棠是广东省防城县（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1890年2月12日出生在一个亦耕亦读的家庭。父亲名谦受又名金益，系清末秀才，在乡间设私塾，教书多年。大哥陈维周，早年在防城东兴做过星相业，笃信阴阳之道，对陈济棠的影响极大。
陈济棠于1907年入广东陆军小学。次年春，他由陆小教官邓铿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转入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陈济棠在陆军小学时，成绩较差，特别是正步老走不好，每逢校阅，他都被留在室内搞卫生。陆小毕业时，他是最末一名。在毕业祝酒时，各同学都向名列榜首的梁安邦祝酒，说梁安邦前途远大。梁安邦喝得醉醺醺，听得乐滋滋，便忘乎所以地说：“大家都有办法，除了陈伯南以外。”
当时有位同学说：“不要小看陈济棠，他可能比别人走得更远。”
梁安邦一听气愤地说：“伯南如能出人头地，我给他捧靴。”
说得陈济棠面红耳赤，默不作声。
后来，陈济棠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梁安邦为谋取职务，只得来找陈济棠说：“伯南！伯南！我给你捧靴来了。”
陈济棠说：“老同学何必开玩笑，现有一个交通团团长缺，未知你肯屈就吗？”梁安邦喜出望外，但一直当了8年交通团长未升迁过。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粤军第1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李济深任军长，陈济棠升任第11师师长。该年秋冬间，陈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北伐时，陈济棠率部驻防高、雷、钦、廉地区，兼任钦廉警备司令，从事南路的绥靖工作。他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内心抵触，在他驻北海期间，压制工人、农民运动，排斥进步青年，又使其胞兄陈维周承办各项捐务，牟取暴利，引起各方不满。陈济棠看到这种于己不利的形势，便与他的亲信师参谋长李扬敬、师政治部主任林翼中密商，决定出国考察，借以缓和气氛和博取进步的外衣。
陈济棠正在苏联考察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上海、广州进行大屠杀，第11师也从钦、廉、高、雷地区调回广州担任警备，配合清党行动。陈得知这一消息，认为这是回国复职寻求发展的大好时机，便于6月间回国。他一到南京，就向蒋介石呈报反苏反共意见，又在“总理纪念周”上作反苏反共报告。他说：“共产党是本党的反对党，是危害本党的唯一敌人。”“赤色帝国主义者的苏联，是我们最大最可恶的敌人。”
宁汉分裂后，他回到广州，一面以他的心腹李扬敬、林翼中、林时清等向各方疏通；一面请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古应芬向李济深进言，给他复任第11师师长职务。陈济棠复职后，利用广东扩编军队的机会，把与他有矛盾的副师长邓世增调离第11师，改任余汉谋为副师长，把所属各团、营长换了亲信人物。同时，他又做了些改善官兵生活的事情，巩固他在第11师的地位。
这年9月，“八一”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陈济棠与徐景唐、薛岳等师驰赴潮汕，阻击叶挺、贺龙率领的起义军。28日，陈部与叶挺、贺龙起义军主力在汤坑东南的白石遭遇，激战三昼夜，使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退出战斗。
1928年1月，李济深将驻粤军整编为3个军，陈济棠升任第4军军长，兼任西区善后委员，统辖余汉谋的第11师、香翰屏的第12师、陈章甫的第25师，驻防广州。
费心机掌粤大权
献奇玉博蒋欢心
1929年年初，陈济棠利用蒋、桂酝酿战争的机会，取代李济深第八路军总指挥的职位，进入他独霸广东的“南天王”统治。
这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以裁兵建设为名，削弱非嫡系武力，引起各路新军阀强烈不满。 3月，蒋桂酝酿战争。李济深与李宗仁、白崇禧以广西同乡关系连成一气，以武汉为抗蒋根据地，各自集结兵力，互相呼应，但仍不敢公开反蒋。
蒋介石则一面集结兵力向武汉进犯，一面以金钱官职收买桂系李、白的部属俞作柏、杨腾辉、李明瑞等，瓦解李、白势力；同时派吴稚晖来粤，诱骗李济深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以便加以扣留，破坏粤、桂合作。
陈济棠分析蒋桂相争的形势，认为这正是他夺取广东军权的大好时机。于是，通过古应芬、胡汉民、冯祝万向蒋进言，从而得到蒋的默许，同意他取代李济深，掌握广州军权。
当他接到古应芬的通知后，便故作镇静，一面下令把所属部队开往粤北集中，伪作李济深的后盾；一面怂恿李前往南京。为坚定李的信任，他与李同赴南京出席会议。李济深在南京被蒋扣留后，陈济棠被蒋任命为广东编遣区主任，南返广州。
4月初，在北平的白崇禧部和在武汉的李宗仁部均已被蒋军打败，广东各将领见反蒋大势已去，只得由陈济棠摆布。不久，陈济棠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取代李济深统辖驻广东的陆、海、空军，与拥蒋的省主席陈铭枢分治广东。为了表示拥蒋，他以9500元购买青翠玉石送往南京，供刻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印章。
陈济棠刚刚掌握广东军权，在蒋桂战争中失利败回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便倾全桂之兵，向广东进攻，于5月上旬占领了西江各县。拥李济深的粤军第五军军长徐景唐也举兵响应，直逼广州。陈济棠深感“广东存亡，在此一战”，遂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动员全部粤军同桂军决战。
举旗反蒋壮声势
当年“南天”第一人
1931年2月，蒋介石借中原大战的余威，宣布准备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宪法，选举总统。立法院长胡汉民表示反对，蒋就于28日将胡汉民扣留于南京汤山。消息传开，军政各界都极为震惊。胡派首脑人物古应芬等逃往广州，到处点火，掀起了反蒋高潮。
陈济棠认为这是反蒋的大好机会，既可博取伸张正义、维护国本的美名，又可以乘机壮大势力，独霸一方。于是他就和古应芬联合，驱逐了亲蒋的陈铭枢，夺取广东政权，树起了反蒋旗帜。
陈铭枢离开广州后，转到庐山投蒋，企图指挥蒋光鼐、蔡廷锴的19路军回师进攻广州，扑灭陈济棠的势力。陈济棠一面发兵收缴陈铭枢驻扎黄埔的翁照垣、黄固的两个保安团的军械；一面派香翰屏前往赣州，游说蒋光鼐、蔡廷锴，劝其勿为陈铭枢、蒋介石所利用，得到了蒋、蔡的同情和答应。
为了壮大反蒋力量，陈济棠派林翼中、香翰屏为和谈代表，迅速与李宗仁、白崇禧达成妥协，将驻广西的粤军撤回广东的肇庆、韶关，使多年的粤、桂之战，顿时峰回路转，化干戈为玉帛，组成了两广联合反蒋阵线。同时，他以巨款接济古应芬，去联合国民党内各派反蒋势力。
此时，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李宗仁的新桂系、古应芬和肖佛成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都陆续到了广州。
1931年5月27日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发表讨蒋宣言，另组一个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陈济棠被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接着，粤桂军向湘赣进兵。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准备在湘、赣一线进行堵截，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一致要求团结御侮，宁、粤双方在广大人民群众“内息争端，外抗强敌，雪耻救国，收复失地”的呼声和压力下，才不得不以“共赴国难”的名义，互派代表到上海议和，达成了蒋介石下野、广州结束非常会议的协议。
非常会议撤销后，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两机关）。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但两广仍维持半独立局面。此时，古应芬病死，胡汉民只主持西南政务，陈济棠实际上已成为握有军政大权的“南天王”。
迷信阴阳之术可悲
“两广事变”兵败下野
1936年6月，陈济棠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在此之前，李、白曾多次劝其反蒋，但陈怕反蒋不成，反丢了地盘，始终不肯贸然相从。但在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蒋介石高唱“攘外必先安内”，决心结束两广半独立局面。
陈济棠已派其兄陈维周到南京刺探到蒋对西南的新政策，探悉了蒋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即：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驱逐肖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陈济棠认为，“蒋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之？”“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
但当时，他唯一可以借口起兵的，便是举起抗日大旗，要求中央抗日。
5月12日，胡汉民在广州病死，白崇禧由广西来到广州吊丧，陈济棠就两广共同反蒋问题同白崇禧密商。他在与白交换对形势的看法时说：目前蒋介石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的进攻，又要防止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重要的是还要部署兵力向陕北红军包围进攻，蒋介石无余力可以南犯。
因而，只要西南作出抗日姿态，登高一呼，全国必定响应。蒋介石如不顺从民意，则必然垮台无疑。白崇禧早就对他既想扩大地盘，又怕丢了老本，患得患失，迟迟不肯毅然反蒋的态度不满，这次见他被蒋介石所逼而反蒋，也就说：“我们这时候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定以全力支持。”
白崇禧的表态坚定了陈济棠的反蒋信心。陈济棠每逢疑难之事，总要阴阳术士翁半玄、詹天眼扶乩以乩吉凶。这次反蒋前，他又请翁、詹乩得“大运已到，机不可失”的吉言，更受到煽惑。
他从小受其兄的影响，笃信阴阳命相，曾听其兄言，以高价买得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以安葬其母骸骨，说这里是出天子的圣地。陈维周经常逢人便说：“伯南生得一对其软如棉的朱砂掌，是大贵之相，前途不可限量。”
5月27日，陈济棠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以激起全国反日情绪，争取舆论的同情。
6月1日，他指使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作出决定，委他与李宗仁组织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并任他与李为正副总司令，公开揭起抗日反蒋旗帜。由于抗日口号深得人心，全国震动，不少人表示同情。
4日，陈济棠与李宗仁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率领西南将领30名通电响应，要求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此时，陈济棠已将第一集团军扩编成5个军、15个师，约20万兵力；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扩编成4个军，约10万人。两广的兵力共计约30万人，飞机190余架，江防舰艇数10艘。蒋介石一面电陈迅速撤兵，一面急调兵入湘，于10日抢先控制了衡阳。西南联军北上计划受阻。
6月下旬，蒋介石布置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西南派员出席，以作缓兵之计，同时暗向西南调集军队。此时，被蒋派到广州活动的蒋伯诚，分化和收买陈的部下也收到效果。
7月14日，余汉谋宣誓就任蒋介石任命的第四路军总司令和广东绥靖主任，并发表通电，敦促陈济棠于24小时内离开广东。同日，第2军军长张达也被蒋收买，声明服从“中央”，并着手迎接余汉谋来广州上任。
18日，空军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桌林分乘3架飞机于香港机场降落，各种飞机72架先后飞到南昌机场投蒋。陈济棠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只得于18日电余汉谋以广东治安相托，并发表告袍泽、告同胞书，声言下野。随即，他前往香港。至此，纷扰了50多天的“两广事变”遂告结束，同时也结束了陈济棠对广东的割据局面。
出洋回国逃台湾
再回头已百年身
抗战爆发后，陈济棠由欧洲回国，蒋介石派黄镇球去安慰他，说将来借重他的地方还多。
此后，陈济棠即出洋考察。这年冬，南京政府发起对蒋献机祝寿。陈济棠把从前200万元购买军火机器的订单和光洋1000万元献给南京政府，对国家捐献之多为下野军人之冠。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济棠由欧洲回国，任国民政府委员及最高国防委员和战略委员。
1942年，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49年4月，陈济棠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琼崖行政长官。
10月，广东绥靖主任公署、广东省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和陆军3个军，像潮水般向海南岛撤退。薛岳、余汉谋分任琼崖防御正副总司令，陈济棠则专管民政。此时，他见大权旁落，便把他的嫡系部队两个师调防榆林港，准备逃往台湾。
第二年4月，海南岛解放，陈济棠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及总统府资政。他正欲在台设德明中学校，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不料于1954年11月3日在勘察校址时，突然患脑血管栓塞去世，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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